一年里，寧波要收寄快件11.1億件，每個寧波人平均收寄快件100多件;全市有1萬多名快遞員穿梭在大街小巷;從買衣服到家電再到如今的買米買菜，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已離不開快遞。

 

日前，李克強總理簽署國務院令，公布《快遞暫行條例》，自今年5月1日起施行。“對于快遞行業，《條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在市郵管局市場處處長趙海忠看來，這份國務院令，無論是對城市交通物流規劃、行業發展，還是消費體驗，都非常重要。

 

高速發展的快遞業“快樂也痛著”

 

雖然快遞業已經滲透到人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與這個行業相關的法律法規仍相對滯后。2009年，國家在修訂《郵政法》時明確了快遞的法定地位。2013年，新《郵政法》頒布實施時，快遞管理也只是作為其中的章節存在。當時，誰都沒想到快遞業能發展得如此迅速。2017年，全國快遞業務量完成了400.6億件，是2007年的33.4倍，年均增長42%。我國已經有7家快遞企業陸續上市，形成了7家年收入超過300億元的企業集團。我國的快件業務量連續四年位居世界第一，成為我國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2013年至今，快遞業在寧波也取得了“巨量”的發展。去年，我市有240余家快遞法人企業，涉及1500多個分支機構，收取快件6.1億件、派送5億件，有3萬多人活躍在快遞行業，其中一線快遞員就有1萬人。而在2013年，我市僅有107家快遞法人企業，299個分支機構，收取快遞1.17億件、派送快遞約1億件。6年里差不多增加了4倍。

 

快遞業的快速發展，在給新經濟帶來保障的同時，也為人民群眾帶來便利。“快遞業的快速發展是需求、技術、模式、人力和設施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產業所副研究員洪群稱。

 

在快速發展的同時，無論是行業自身，還是它所面對的消費者，都“快樂也痛著”。國家郵政總局有關人士列舉了快遞業發展面臨的一些實際困難：快遞末端網點的辦照成本較高、快遞車輛通行難、快遞基礎設施薄弱等;快遞安全形勢比較嚴峻，危害公共安全和用戶信息安全的情況時有發生;此外，快遞市場經營秩序不夠規范，存在服務質量相對較低、責任界定不清等問題;快遞服務爭議也不少。來自市郵管局消費者申訴中心的數據，過去一年，該中心收到2.1萬條申訴，其中4000余條為有效申訴。“這些申訴，許多是消費者和企業協調后沒有達成一致，通過各種渠道轉到我們這里來的。”該中心工作人員邱秦介紹，實際上，一年11億件的快遞業務，糾紛量遠遠不止這些。

 

新政解分撥場地各自為戰之“痛”

 

一票票快件，通過分撥中心集中，再發往全國各地。分撥中心的位置、規模、設施等，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快遞的速度、運營效率、服務質量。“在寧波，沒有相對集中的快遞分撥中心，這是行業一大痛點。”趙海忠介紹，目前寧波順豐、德邦以及“三通一達”等都有自己的分撥中心，但各自為戰，無法形成集聚效應。更重要的是，他們幾乎都是臨時租借場地，很多場地無法滿足標準化分撥中心在面積、道路條件、硬件設施等方面的規定。

 

一家快遞公司負責人告訴記者，因為寧波的分撥中心處理能力趨于飽和，業務旺季他們需要自己派車去紹興的分撥中心將貨物拉來，最遠的時候，還曾去廣東拉貨，大大降低了運營效率。而另一家快遞公司因在象山沒有分撥中心，需要通過余姚分撥中心供貨，影響了配送時效。

 

標準化的分撥中心，通常在市級層面建有統一的園區，選址在高速公路出口或機場附近，通行方便，設置月臺等設施保障分撥安全。記者了解到，杭州市將通過“兩園”來發揮快遞分撥中心優勢，兩園分別為位于蕭山的快遞產業園區和位于鹽倉的快遞物流園區。其中，杭州(鹽倉)快遞物流園區主要利用海寧鹽倉靠近市區的特殊條件，為杭州地區的快遞提供集散、分撥服務;杭州(蕭山)快遞產業園區則是發揮蕭山機場這一空港優勢，為杭州及周邊區域提供國內外中遠距離的快遞分撥、中轉服務。

 

《快遞暫行條例》規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將快遞業發展納入本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在城鄉規劃和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中統籌考慮快件大型集散、分揀等基礎設施用地的需要。”這也許就是《條例》“里程碑式意義”的

 

關鍵所在。與以往的部門規章相比，《條例》是國務院令，它所約束的不僅僅是行業本身，還包括各級政府及相關部門，“發展保障”是《條例》對這個行業最具深遠意義的一章。

 

新政解停車不便用車也難之“痛”

 

“近段時間，已經從新聞中聽說這部法規了，市郵管局前陣子也就《條例》對我們企業進行了培訓，這部《條例》的出臺，對行業來說肯定是好事情。”慈溪天天快遞負責人陸可旦說，現在“車”是企業面臨的最大困難之一，城市道路資源緊張，快遞員不敢隨便停車;部分老城區快遞車開不進，需要用三輪車送，有違章的風險。

 

“因為沒有合適的送運快遞工具，明知道三輪車運快遞是違章的，也只能與交警‘躲貓貓’，每年我們公司都有十幾輛違章三輪車被扣。”陸可旦直言。

 

對于快遞企業來說，新《條例》中最鼓舞人心的，莫過于提出“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交通運輸等部門和郵政管理部門應當加強協調配合，……依法保障快遞服務車輛通行和臨時停靠的權利，不得禁止快遞服務車輛依法通行。……對快遞專用電動三輪車的行駛時速、裝載質量等作出規定，并對快遞服務車輛加強統一編號和標識管理。”陸可旦對于“臨時停靠權利”“專用電動三輪車”等充滿了期待。

 

新政解收件不便信息外泄之“痛”

 

快遞帶來足不出戶采購的便利，為寧波人開啟了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以800萬常住人口計，去年，寧波人寄件6.1億件、收件5億件，相當于一年里每個寧波人平均寄件76件、收件62件。

 

雖然收件的“快樂”大于“不愉快”，但總有一些“痛點”讓消費者不痛快。消費者陳女士感到最不方便的是快遞員經常把她的快遞放在小區門衛。因為居住的是老小區，門衛不設門崗，好幾次她的快件丟失。“快遞小哥有時候會打個電話、發個短信，有時候沒有提醒，一看物流記錄‘已簽收’，就不由得著急起來。”陳女士說，現在不少新小區設立了快遞柜，但老小區的快件誰來管?

 

陳女士的煩惱，《條例》給出了解決辦法：引導快遞企業合用智能末端設備;要求住宅小區管理單位設置快件收寄投遞專門場所;快遞末端網無需辦理營業執照等。這意味著小區管理單位如物業公司、社區居委會等，需要設置“專門場所”來解決末端收寄問題。而末端網點的布局上，因為取消了營業執照這一環節，將會有更多的便利店、水果店加入進來。

 

當然，增加末端網點、投遞場所，并不意味著免除了快遞員上門服務的義務。當前，不少消費者體諒快遞小哥的工作繁重，同意自己下樓取快件，這是對快遞員的尊重，但從快遞員本身而言，上門送件是義務，不能把消費者自提包裹當作理所當然的事。

 

“未來快遞配送的模式一定是多種多樣的，最重要的是選擇適合當地實際情況的，選擇讓物業工作人員、快遞小哥、簽收用戶都滿意的配送方式。”趙海忠說。

 

除了收件之“痛”，還有快件及個人信息安全之“痛”。現在樓盤推銷、貸款推銷電話不絕于耳，有人懷疑快遞面單是個人信息泄露的源頭之一。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俊海表示，《條例》從多個層面保護用戶信息安全。首先，《條例》禁止在快遞運單上記錄除姓名(名稱)、地址、聯系電話以外的用戶身份信息，減少個人信息泄露的風險點，明確了企業搜集用戶信息的行為邊界。其次，根據《條例》，快遞企業應妥善保管用戶信息等電子數據，定期銷毀快遞運單，有責任采取有效技術手段保證用戶信息安全。對于出售、泄露或者非法提供快遞服務過程中知悉的用戶信息，情節嚴重的，沒收違法所得，并處5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的罰款，并可以責令停業整頓直至吊銷其快遞業務經營許可證。

 

讓快遞業快樂地發展

 

互聯網時代，快遞行業在短時間內實現了規模化發展壯大。不過，異乎尋常的高速前行，也給快遞行業留下了諸多后遺癥。其中，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多數民營快遞公司管理體系較為松散、快遞人員素質良莠不齊，導致終端服務往往不盡如人意。

 

比如快遞實名制早已開始實施，但是在推行過程中比較難，為什么呢?就是害怕快遞公司將自己的個人信息泄漏出去，會惹出很多不必要的麻煩，所以在收寄物件時很多人不愿將自己的信息登記上去，因而造成快遞實名制的措施實行不下去。實名制實行不下去，又帶來了其他問題：快遞員將快件放在小區門衛和單位傳達室，發個短信后一走了之，管你收到收不到。于是，快件丟失現象時有發生，收寄人與快遞公司糾紛不斷。

 

一方面快遞行業高速發展，一方面保障的法律法規相對滯后，導致快遞行業“快樂并痛著”，而消費者對快遞行業的感受則是“讓我歡喜讓我憂”。

 

快遞業要發展，無疑需要政策法規來“保駕護航”。這次新政，針對不少快遞業的“痛點”作出了具體規定，除了防止個人信息泄漏外，還有快件大型集散基礎設施建設的保障，引導快遞企業使用智能末端設備，依法保障快遞服務車輛通行和臨時停靠的權利……這些新政的實施既能促進快遞業健康快樂地發展，更重要的是將真正造福于消費者。